圣尼古拉-德皮埃尔蓬

■本报记者 陈彬

岁末年终，人们总习惯盘点过去一年的收入，大学老师也不例外。

2025年，国内某地方高校教师李东（化名）的收入为13万元左右。对此，李东觉得“马马虎虎”，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一年干得不好也不坏，但对得起这个收入”。

“我的心态很好，多劳多得嘛。”李东说。

与此同时，国内某些高校开展的绩效工资改革引起了诸多争议。争议的焦点正是李东口中的“多劳多得”——有高校提出“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原则，但有学者直言，大学管理并不应过分强调“多劳多得”。

同样在2025年，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鲍威的一篇论文于《高等教育研究》公开发表。在这篇题为《促教还是助研：研究型大学教师薪资的激励效应》的论文中，鲍威团队发现，目前国内高校教师薪资水平面临竞争力较弱的困境，且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更重要的是，目前高校教师薪酬体系普遍存在“促科研、轻教学”的激励失衡问题。

一时间，看似简单的“干活儿拿钱”，变得复杂起来。

尚未达到的“门槛值”

如果说李东去年的收入算是“马马虎虎”的话，那么在东部某头部高校任教的张霖（化名）的收入就足以令人羡慕了。

几年前，张霖以海外杰出人才的身份来到这所高校。尚处于“非升即走”序列中的他，每年仅基本工资收入就达到30余万元，再加上各种人才补贴以及奖励，其去年的全年收入接近百万元。

张霖的境遇在国内高校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中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十分稀少。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统计数据，鲍威团队计算了国内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年均薪酬。结果发现，我国研究型大学教师的年平均薪资约为15.54万元。

单看这一数字似乎尚可，但如果与其他国家做一个横向对比，差距便显现出来。

“我们对2021年部分国家的高校教师平均薪资进行排序，结果发现，在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在内的20个主要国家中，我国高校教师的平均薪资仅在印度之前，排名倒数第二。换算后，我国高校教师的平均薪资相当于瑞士高校教师的30%、美国高校教师的39%、德国高校教师的48%，甚至只是同期墨西哥高校教师的83%和巴西高校教师的85%。

鲍威发现，薪资水平跟高校教师科研产出与教学投入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一种“门槛效应”。

“也就是说，当教师的薪资低于某个‘门槛值’时，其对教学或科研产出虽存在激励作用，但并不明显；只有当薪资高于‘门槛值’时，其激励作用才能显现出来。”鲍威说。

根据鲍威团队分析，至少在研究型大学，薪资对教师科研产生显著激励作用的“门槛值”是16万元/年；至于教学领域，这个薪资“门槛值”则需要提升至19万元/年。

“研究发现，当薪资水平低于门槛阈值时，薪酬激励难以形成稳定的职业安全预期，甚至可能在客观上弱化教师的教学积极性。”鲍威表示，当前的制度环境中，当薪资保障不足以支撑长期职业稳定预期时，教师更倾向于将时间与精力配置于回报更为确定的科研活动。

令人遗憾的是，鲍威团队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研究型大学中，达到上述两个“门槛”的教师占比仅为23.97%和16.36%。“这表明，我国高校现行薪资标准尚未触及使教师产出最大效益的临界点，这导致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活动难以通过薪资机制得到最有效的激励。”她说。

“被平均”的工资

与教师整体薪酬较低相比，另一个现象似乎更能引起高校教师的共鸣。

前两年，李东所在学院曾经公布过一次工资绩效。那一次，他吃惊地发现，学院内某些资深教授的工资竟然是自己的好几倍。

“那几位老师资历深、课题多，工资水平高是理所当然的，但我没想到，他们会比我们高四五倍之多。”李东心情多少有些复杂。

这样的感慨在教师群体中并不少见。受访时，甚至有教师建议学院领导发动某些工资较高的教师捐出一点钱，或者干脆设立一个小“基金”，用以帮助那些暂时申请不到项目、工资不高的教师渡过难关。

“我所在的地区，平均生活成本是比较高的。相比之下，学院里某些年轻老师的待遇要比我们差很多。虽然我的生活算是衣食无忧，但我依然认为不同教师群体间的差距不应该那么大。”张霖说。

这种差距究竟有多大？

在鲍威团队的调研中，我国高校教师群体中，最高薪资大约是最低薪资的3.48倍，该差距值在其研究的20个主要国家中排名第一。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胡咏梅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她在一项针对2019年国内部分高校教师实际水平的调研中发现，样本高校教师年总工资均值为19.5万元，中位数则为15万元，两者差距高达4.5万元。

“这表明多数教师的年总工资处于‘被平均’状态。”2024年，胡咏梅在刊发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上的一篇题为《理想与现实：我国高校教师工资水平与结构分析》的论文中如此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不同教师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同研究得出的数值并不相同。比如2023年9月，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张荆、赵卫华出版的《高校教师收入分配与激励机制改革研究》一书指出，大学教授群体中，收入最高的10%与收入最低的10%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达5.9倍；副教授群体中，这一差距为4.5倍；讲师群体中，最高收入者是最低收入者的25倍。

相比之下，鲍威团队的数据已算是“保守”。

“长期而言，薪资结构的失衡会传导至资源配置层面，加剧教育资源在不同岗位与功能间的倾斜，从而影响高教生态的整体协调与可持续发展。”鲍威说。

问题在于，这样的差距是如何产生的？

从“平均主义”到“绩效为王”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词——绩效。

当前，我国高校普遍实施的是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在此制度下，高校教师工资主要由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组成。如果将其再次细分，则可分为基本工资、基础性绩效、年终奖励性绩效、工龄津贴以及各种补贴等。

这其中，基本工资因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固定性，通常被认为承担着维持劳动者基本生活的保障性功能。同时，对于难以监测工作质量的职业，基本工资具有一定激励功能，而教师便是这类工作的典型代表。

从这个意义上说，基本工资对于保障高校教师稳定生活、激发教师队伍活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下基本工资在高校教师总体收入中的比重却并不高。

胡咏梅在其研究中提供了一组数字——近年来，基本工资在国内高校教师总收入中的占比约为30%。对此，有55%的受访教师认为基本工资占比偏低，有68.6%的教师认为基本工资占应发工资的比重应该大于40%。

事实上，很多国家的高校教师基本工资所占比例早已超过了40%。比如，日本国立大学教师的基本工资占比约为70%~80%，美国高校教师基本工资占比普遍为60%~80%。

基本工资占比不高，剩余的收入主要是绩效工资。

受访中，有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教界学者直言，目前高校教师薪酬已经进入一个“全面绩效薪酬”时代。

“历史上看，国内高校教师薪酬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平均主义’到‘绩效为王’的蜕变。”该学者表示，改革开放初期，高校延续了计划经济的统一等级工资制，教师工资十分固定。20世纪90年代，奖励工资开始出现，但只作为固定工资的少量补充。

随着工资制度的调整，21世纪初，基本工资逐渐成为“保底”，占比降至50%左右，校内岗位津贴开始成为教师工资的主体。

2006年，我国颁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岗位绩效工资制正式确立，绩效工资成为教师工资的核心激励部分，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超过一半。此后多年，有关部门虽然曾几次上调高校教师基本工资标准，但绩效工资在教师收入中的重要性却日渐提升，其占比稳稳超过60%。

“这是一个自然规律，毕竟只有强调绩效和竞争，才更容易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该学者表示，特别是我国高校处于规模扩张阶段时，强调绩效在客观上提升了教师的科研“产量”，有助于提升国内高校在世界范围内的整体竞争力。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高校在实际操作中过于看重绩效的“激励”作用，以至于出现了一些“出格”做法。

“比如，有些高校会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正常发放教师基本工资，但在年底前几个月估算教师全年绩效是否‘达标’。如果教师被认为绩效难以达标，那么其基本工资甚至会被扣除。”他说。

很显然，这样的操作在客观上引发了一些负面效应，不同教师群体之间日渐拉大的收入差距便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正是这一问题，引发了2025年末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于某些高校开展绩效工资改革的非议。

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教师薪资的“激励失衡矛盾”

需要指出的是，绩效工资在本质上属于竞争性收入。因此，“绩效工资成为收入主体”大致等同于“竞争性收入为主体”。

以张霖为例，在其2025年的总收入中，真正属于“基本工资”性质的收入只有30余万元，其余收入几乎全部属于科研竞争性收入，其中大部分为项目收入和人才补贴。对于这样的比例，张霖也觉得有些“不正常”。

更重要的是，既然属于竞争性收入，就涉及评价标准，而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高校教师竞争性收入的评价标准更多地鼓励教师做科研而非教学。正如鲍威在其论文中所言，“在当下的研究型大学，教师薪资存在‘促科研、轻教学’的激励失衡矛盾”。

依然以张霖为例，其除基本工资外的其他收入，几乎全部与科研工作相关，至于在教学方面，仅包括一些课时费收入。“有一门课，一共上了7次，课时费1400元。”

类似的现象并不只存在于研究型高校。

受访时，某地方高校青年教师李兴（化名）表示，她所在高校教师课时费为每学时80元，她每年要上270学时，课时费总收入约为2.1万元，加上年底的教学奖励绩效1.5万元，以及指导学生的收入6000元，一年的教学总收入为4.2万元。

相比之下，她2025年获得的科研项目收入约为12万元。

据李兴了解，在国内某些高校，教师上满一门几十学时的本科课只能拿到0.5个教学绩点；相比之下，如果该教师发表一篇SCI（科学引文索引）二区论文，则可以获得20个科研绩点。“如果他能拿到1个国家级科研项目，通常会相当于上几十门普通本科课程，在某些高校甚至相当于上四五百门课程。”

“研究发现，涨薪并不必然带来教学投入的同步提升。在科研回报更为明确的制度环境下，教师更可能将时间和精力优先投入科研。”鲍威解释说，对于教师在教学中引入互动环节、优化课程的迭代更新，以及课下给学生辅导等行为，现有的薪资制度并未形成有效激励。

至于该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并不复杂。

一方面，当前高校教学经费的分配多以生均拨款为基础进行计算，学生规模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但教学质量在高校财政拨款分配体系中未得到充分体现。相比之下，科研经费的配置主要遵循竞争性与奖励性原则，能为高校拓展多元化的经费筹措渠道。

另一方面，教学成果具有长期性、隐性以及难以量化和标准化等特征，科研成果则更容易通过指标进行量化评估，这也导致高校在资源配置上向科研领域倾斜。

“从教师自身发展角度看，他们需要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间合理分配时间与精力。”鲍威表示，经典激励理论指出，当某一类任务与更高回报直接挂钩时，个体自然会在该领域投入更多努力。这是一种理性的行为选择。

此外，一个现实问题难以回避——与科研相比，教学在绩效评价体系中的可量化程度较低，在短期内形成稳定回报路径的难度更大。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制度优化，既缩小教师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又增强教学环节的激励效果，成为值得深入讨论的重要议题。

尚待提高的“基本工资”

正如前文所说，在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阶段，强调“绩效”可以促进教师的科研“产量”。然而，当下国内高等教育早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当“提质”的重要性超过“增量”，竞争性收入比例过大的弊端就会被放大。

采访中，有学者直言，对于竞争性收入的过于倚重，本质上是“优绩主义”的一种表现。过分的“优绩主义”很容易导致教师迎合指标，弱化教学和科研深度，特别是导致潜心教学者难以得到合理认可，进而抑制教师长期、可持续的教学科研热情，加剧教师的功利化与职业倦怠。

既然如此，现阶段是否可以缓解这一趋势？

多年前，曾有媒体报道某些高校高薪招聘博士后的消息，并感叹其薪酬从十年前的数万元飙升到数十万元，甚至接近百万元。

对此，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尤小立在《中国科学报》刊发评论表示，该现象会在很大程度上对教师的教学积极性造成打击。他同时表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从集中经费、重点扶持的管理模式，向薪酬、经费的普惠制过渡。

“也就是说，将以往实行的科研项目申请制改为专项拨款制，让每位教师每年都有自己的基础科研经费。”尤小立在评论中说。

多年后，他依然坚持这一看法。

“目前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老师们的收入构成中，竞争性的项目绩效比重过大，这很容易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尤小立说，但问题在于，项目竞争存在偶然性，失败者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力不行，科研上的失败与重复更是难以避免，而如果项目绩效的比重过大，教师将失去从容进行教学和科研的空间。

“某些国家级或省级项目，以及那些‘卡脖子’项目使用项目制完全没有问题。但除此之外，高校对于教师的经费投入中一定要有一部分是普惠性的，即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经费，这是非常关键的。”尤小立说，普惠制并非“大锅饭”，而是在保障高校从业人员享有中等以上收入的前提下，尽量缩小彼此间的薪酬差距。

受访中，多位高校教师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比如，张霖便直言，目前相对更合理的解决方式就是整体提升老师的基本工资，老师们能获得更大空间，更有条件专心于教学或科研。

在相关论文中，胡咏梅也建议应适度提高高校教师基本工资的起薪点。

“在省级统筹制定基本工资标准的基础上，应综合考虑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等因素，增强基本工资对高校青年教师基本生活的保障性。”她写道。

至于该做法是否会降低部分高校教师的科研、教学积极性，张霖认为，“至少在现阶段，教师群体的整体职业道德素养还是很高的，我们应该对其职业道德给予充分的信任”。

“加大普惠性的经费投入，既可以调节不同教师群体间的薪酬差距，也可以适度提升教师的整体薪酬水平。更重要的是，作为教师教学以及科研的基本保障，这种投入方式好比普遍播撒的种子，不仅可以发芽，总有一天也会开花结果。”尤小立说。

高校教师薪酬不是简单的“干活儿拿钱”—新闻—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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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满山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6/3/4 8:57:09 选择字号：小 中 大 他为重离子束流纪录烙上“中国印”   孙良亭 叶满山/摄 ■本报记者 叶满山 2011年，美国伯克利实验室的一场庆祝会上，科研人员举杯欢庆高电荷态铀束流突破300微安的里程碑，实验室负责人感慨这是“多年梦寐以求的结果”。作为实验参与成员，孙良亭站在人群中，既为参与这项科研突破而激动不已，也在心中埋下一个执念——有朝一日，要在自己的国家主导创造新的纪录。 十几年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近代物理所）的超导离子源测试平台上，重离子束流测试正在进行。研究员孙良亭紧盯着屏幕，跳动的束流数字最终定格在500多微安。这一数值将伯克利实验室保持的世界纪录提升了75%，标志着我国在重离子物理领域实现了从并跑到领跑的跨越，更为核裂变能和同位素抢占科技制高点专项提供了关键“源头”技术支撑。 今年1月，孙良亭荣获“中国科学院先进个人”称号。 当旁观者不如当参与者 束流强度的飞跃，根源在于核心装备的自主创新。作为重离子加速器的“心脏”，离子源的性能直接决定了束流的品质与强度。 在核物理研究中，离子源可产生强流弹核离子，为探索物质微观结构提供关键手段；在医疗领域，离子源支撑着重离子放疗技术，助力实现癌症的精准治疗；在工业领域，离子注入技术能够显著提升材料性能，广泛应用于半导体、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行业；在国家安全领域，离子源所产生的强流离子束还可用于核废料处理、核检测等重要应用场景。 没有高性能的离子源，再精密的加速器也只是空壳。这是国际上始终将离子源技术视为战略核心之一，严格限制技术转移与合作的原因。 超导电子回旋共振（ECR）离子源技术代表着国际离子源技术的最高水平。然而，十多年前，我国高电荷态ECR离子源的部分核心技术仍长期依赖进口。 2012年，已在美国拥有稳定科研工作的孙良亭选择回国加入近代物理所团队，投身ECR离子源核心技术研发。“在海外做研究始终有种‘给别人打工’的感觉。与其做旁观者，不如做参与者。”孙良亭说，国内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HIAF）装置等重大项目的推进，让他看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广阔空间。 孙良亭的第一个目标是研制第一台全国产化的超导ECR离子源。可等待他的却是国内相关技术空白与国际技术封锁的双重困境。 彼时，国内加速器超导磁体技术基础薄弱，即便拿出全超导磁体的设计方案，也没有一家单位具备相应的研发能力和生产工艺；而在国际上，超导ECR离子源磁体核心技术被少数发达国家垄断，我国寻求合作更是难上加难。 “既然国内无法制造，就先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哪怕多花点钱，也要深度参与研制过程，把核心技术学过来、握在自己手里。”孙良亭说。 可在对外发出邀请后，日本企业却以“无中国售后”为由直接拒绝投标，美国企业更是明确表示“无法与中国开展合作”，唯有曾经有过合作基础的德国公司愿意坐下来谈判。这一谈就是一年多。最终，对方开出“高价”，孙良亭咬牙答应。 然而，就在合作谈成的第二天，德国公司因内部问题面临解散，项目经理遗憾地通知孙良亭“后会无期”。孙良亭对那段绝望的经历记忆犹新。当时项目已启动半年，若停滞不前，就会错失国产化的最佳时机。 “没有后路，只能自己闯出一条路。”孙良亭团队把目光投向国内一家刚成立不久、位于西安的超导磁体技术公司。但对于ECR离子源所采用的复杂超导磁体，这家公司的团队成员全是“新兵”。 于是，双方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联合攻关。孙良亭全程参与设计、调试，带领团队反复打磨。为解决装配难题，他频繁往返兰州与西安之间，和团队连夜复盘、反复试验。即便是零基础，凭借着团队的齐心协力与对关键问题的精准把控，他们终于在2015年实现了ECR离子源超导磁体技术的国产化研制。 在“无人区”里啃下“硬骨头” 第一台全超导离子源的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实现束流强度质的飞跃，必须攻克第四代超导离子源的核心技术——铌三锡超导磁体技术。这一技术是国际前沿，此前仅有极少数国外实验室掌握，且被严格禁止向我国转让。自2015年起，孙良亭团队不得不进入“无人区”自主探索，这一干就是整整10年。 铌三锡超导线圈的研制，从绕制开始就步步是坎。这种线圈并非简单的圆形缠绕，而是根据离子源磁场构型需求设计的异型结构，半米长的1/2尺寸样机线圈，光绕制成型就需要3个月，全尺寸近1米长的线圈耗费时间则更长。每一圈都要精准控制力度与间距，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后续的超导性能。 为了保证精度，科研人员常常坐在操作台前十几个小时，目不转睛地盯着线材在绕线机上移动的每一厘米，一举一动都小心翼翼，一天下来手腕僵硬、眼睛酸涩。 “单个线圈造价非常昂贵，做废一个就意味着上百万元的损失。”孙良亭说，绕制完成后，线圈还要送入高温炉中连续“烘烤”10天，其间需严格控制温度与时间，稍有闪失就会影响铌三锡相充分生成与最终超导性能的优劣。 绕制完成只是基础，装配环节更是堪比“在针尖上跳舞”。铌三锡合金经热处理后，硬度堪比陶瓷，韧性却像干面条，用手轻轻一弹就会断裂，而装配精度要求必须控制在10微米以内，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7。 那段时间，孙良亭带着团队天天泡在实验室，翻遍各类文献，通过一点点的线索整理与分析，与厂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逐步推进的研发策略。通过历时两年多的攻关，他们终于制备出第一个基本参数达到要求的铌三锡线圈。 线圈有了，性能如何检验？测试环节又遇到了“拦路虎”。当时，国内根本没有异型铌三锡超导线圈的测试手段，就连可参考的设备都没有。 团队最初尝试将线圈装配在一个“精心设计”的工装里，放入液氦低温环境加电测试，结果线圈因电磁力不均匀膨胀，导线位移导致失超，实验测试失败。孙良亭没有气馁，他提出参考国际上的镜像结构思路，和团队一起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镜像结构测试系统，却被国外同行泼冷水：“这可不是随便能做成的。” 然而，这支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年轻团队不信这个邪。在孙良亭的带领下，他们自主设计、加工、调试，搭建测试系统。为了让“镜像结构”正常运行，团队还自主开发了“液态膨胀预紧技术与工艺”，经过两年反复实验，批量化生产的金属压力囊承压能稳定运行至50兆帕。通过一系列关键技术的突破，终于在2019年，半尺寸“镜像测试结构”在国际上第一次成功高磁场测试了高场铌三锡六极线圈。 2020年，通过自主研发的“高精度应变测量技术”“压敏显像技术”“镜像测试结构”等测试分析技术与精确装配方法，团队实现了1/2长度样机的高精度装配。后续，团队又用了两年多时间，攻克了多线圈联合测试、高磁场运行测试等一系列难题，为第四代超导离子源的成功研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把擅长的事做到极致 通过十余年深耕，孙良亭回国时立下的目标均已圆满实现。他与团队的科研成果，早已走出实验室，成为支撑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力量。由团队研发的超导离子源新技术，已先后应用于“十二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HIAF）、中国超重元素研究加速器装置（CAFE2），以及新一代普惠型重离子治疗装置（SIMM）中，为国家核科学研究、民生医疗等领域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在离子源技术领域，孙良亭团队创造并保持了绝大部分高电荷态重离子束流强度的世界纪录。其中最令人振奋的便是将自然界最重元素铀的离子束流强度提升至500多微安——这一突破，让中国在该领域牢牢占据了国际领先地位。 获评“中国科学院先进个人”后，孙良亭第一时间想到了恩师赵红卫。在他心中，这份荣誉属于整个团队，也属于引导他走上科研之路、与他并肩作战的领路人。正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红卫等先行者20余年的技术积累与创新突破，如今我国高电荷态ECR离子源技术才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近代物理所站在国内核科学研究的前沿，正面临如何全面满足核科学与应用的发展需要、如何通过创新突破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新挑战。 为了继续发扬近代物理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孙良亭不仅在技术上锐意进取、攻坚克难，更在人才培养上倾尽全力。项目实施中，他主导年轻人打头阵、练本领。在线圈绕制工艺优化过程中，年轻成员提出的“分段结构”方案曾引发争议，有人担心会增加成本与风险，孙良亭没有否定，而是组织团队进行模拟试验，最终证明该方案能有效提升线圈性能。在面对重大分歧时，孙良亭敢于拍板，“出了问题我来兜底”，也允许团队成员保留意见，后续再持续研讨。正是这种开放包容、允许年轻人试错的学术氛围，让团队始终保持创新活力。 孙良亭说，如今这支团队中年轻人是主力，“他们敢想敢干，是中国离子加速领域的未来”。而他这位“老研究员”则会坚守阵地，继续在离子加速器领域深耕，把擅长的事做到极致。 《中国科学报》(2026-03-04 第1版 要闻)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 他为重离子束流纪录烙上“中国印”—新闻—科学网 　　工信部近日公布第六批全国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示范企业（园区）名单，我省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滁州惠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和亳州芜湖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等3家企业 （园区）入选。截至目前，全省共入选示范企业（园区）23家，数量居全国第2位、长三角第1位。 　　近年来，省经信厅积极引导工业企业（园区）建立健全电力需求侧管理制度，改善电能质量，加强用电设备改造和信息化建设，促进电能替代、分布式能源利用、能源清洁和循环利用，全面提升我省工业领域用能效率和需求响应能力，有效降低企业用能成本、提高工业经济运行质量。 2016年至2020年，全省累计实现节约电量24亿千瓦时，节约电力60.2万千瓦。 　　此次入选的3家企业和园区在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方面各有特点。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电管理改变了以往节点主要靠单一产品和局部技术改造的做法，通过电能管理整体解决方案，有效提高了企业的综合经济效益。滁州惠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电力需求侧管理，增加电能有效利用率，降低了企业用能成本。亳州芜湖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通过建立智慧园区平台，不断提高园区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协调水、气、电的多能互补，节约社会资源，促进低碳环保。（记者 汪国梁） " /> 3皖企入选“电力需求侧管理示范名单” 作者：赵广立 来源：科学网微信公号 发布时间：2026/3/4 20:36:37 选择字号：小 中 大 中国“光计算芯片”降维打击英伟达GPU？研究团队回应   文" /> 中国“光计算芯片”降维打击英伟达GPU？研究团队回应—新闻—科学网 此举的直接意义不容低估。英特尔通过以玻璃取代传统的有机树脂，打破了“翘曲壁垒”——这种现象指的是大型人工智能芯片与其外壳的热胀冷缩速率不一致，从而导致机械故障。到2026年初，这项突破不再是研究项目，而是英特尔最新服务器处理器的基石，也是其不断扩张的晶圆代工业务的关键服务，标志着该公司在人工智能硬件领域争夺主导地位的过程中，战略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 英特尔向玻璃基板的转型解决了芯片设计中一个迫在眉睫的危机：随着芯片尺寸的增大，诸如味之素增材制造膜(ABF)之类的有机材料无法保持平整和刚性。现代人工智能加速器通常将数十个“芯片组”集成到单个封装中，其尺寸和发热量都非常大，以至于传统基板在制造过程中或承受高热负荷时经常会发生翘曲或开裂。相比之下，玻璃具有超低的平整度和亚纳米级的表面粗糙度，为光刻工艺提供了近乎完美的“光学”表面。这种高精度使英特尔能够以十倍更高的互连密度蚀刻电路，从而实现万亿参数人工智能模型所需的海量I/O吞吐量。 从技术角度来看，玻璃的优势具有变革性。英特尔 2026 年的封装方案与硅的热膨胀系数 (CTE) 相匹配(3–5  ppm/?C)，几乎完全消除了导致焊球开裂的机械应力。此外，玻璃的刚度远高于有机树脂，能够支持尺寸超过 100mm x 100mm  的“突破光罩限制”封装。为了连接这些巨型芯片的各个层，英特尔采用了间距小于 10μm 的高速激光蚀刻玻璃通孔 (TGV)。这一改进使处理核心和高带宽内存  (HBM4) 堆叠之间的数据传输信号损耗降低了 40%，能效提高了 50%。 英特尔成功实现玻璃基板的大规模量产，标志着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通过突破有机材料的物理限制，英特尔不仅改进了单个组件，更重塑了现代人工智能赖以构建的基础。这一突破确保了人工智能计算的发展不会再受制于“翘曲壁垒”或散热限制，而是将在日益复杂高效的三维架构中焕发新生。 展望2026年，业界将密切关注英特尔的良率及其代工服务的普及情况。“Clearwater  Forest”至强处理器的成功将是“玻璃封装”技术在实际应用中的首次考验，其性能很可能决定其他厂商跟进的速度。目前，英特尔已重新夺回了关键的技术领先地位，这证明在人工智能霸主之争中，最重要的突破或许并非硅芯片本身，而是将硅芯片连接在一起的“玻璃封装”技术。 来源：未来半导体 如何让全球买家找到优秀的中国玻璃供应商？中玻跨境 走进乌兹别克斯坦 【破内卷 拓海外】2025中玻跨境护航中国玻璃“走出去，开新局”！ 中国玻璃网（）公告 墨西哥加速发展玻璃行业 别错过！三月200余条玻璃采购订单来袭！ 感恩有您 " /> 英特尔宣布玻璃基板技术实现量产，克服AI芯片“翘曲壁垒”！,企业新闻 Copyright © 2026-now 讯眸 版权所有